成功在“势”

　　文 | 申音

　　纳斯达克的创始人比创业板的创始人会更快实现突破，因为他们更善于借大势

　　2004年，池宇峰决定转战网络游戏。

　　此时距离他开始创业已经9年。作为国内最大的教育软件公司——金洪恩的创始人，他最痛苦的是，这家公司的营收始终无法突破1亿人民币的门槛。

　　那一年，陈天桥的上市成功又一次刺激了他。池宇峰决定把旗下原本边缘化的游戏开发业务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——完美时空，并且倾全部的资源投入3D游戏开发。两年后，当初投资盛大的软银赛富以800万美元入股，再10个月后，完美时空成功登陆纳斯达克，成为一家市值2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。

　　一个有趣的猜想，如果池宇峰坚持只做金洪恩，它会不会成为今年近200家申报创业板的公司之一呢？这对饱经磨炼的池宇峰又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事实上，就连后来投资池宇峰的赛富合伙人羊东也感慨道：“像金洪恩、金山这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完全靠竞争出来的公司，如果不是遇到软件盗版问题的困扰的话，这些创始人早在10年前就该是亿万富翁了。”

　　池宇峰的问题也同样困扰过金山软件的副董事长、著名的IT老兵雷军。金山软件是1999年最早一批有希望登陆国内创业板的公司，此后上市四度受挫。直到2007年才靠着网游业务登陆香港联交所。让雷军不服气的是，为什么马化腾马云李彦宏张朝阳成功得如此容易，而他却带了几千兄弟苦哈哈干了那么多年。

　　如果说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在某个领域1万个小时的专注练习(《异类——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》)，可是以勤奋著称的雷军自己估算练了有6万个小时。“为什么我还是不如别人成功？”雷军想找出这个答案。

　　运气是最合理的解释。生物学家经常讲生物体的“环境适应学”：森林里长得最高的一棵橡树，之所以能够长得最高，不仅仅因为长成这棵橡树的种子最坚硬，还因为恰好没有别的树木遮蔽它的阳光，因为它周围的土壤恰好足够肥沃深厚，当它还只是幼苗的时候，没有动物来啃光它的枝叶，当它刚刚成材的时候，又没有伐木者来砍伐。

　　但运气的确是一个创业者没法左右的，他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环境。

　　如果你已经练了超过1万个小时，又不能把握运气，就想成功的你还能做什么呢？

　　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。这就是雷军苦思两年之后的答案。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呢？就是“势”，最重要的是顺势而为。

　　“势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《孙子兵法》里的诠释就是“悬磐石于万仞之上”。一块放在万仞之上摇摇欲坠的磐石，你剩下要做的工作，第一就是想尽办法找到它；第二就是，有足够的体力和一根合适的撬棍。所有有钱在今年年初买房子的人，光房产增值已经超过50%。所有在去年股市最低点买进的人，股票也应该赚了数倍。

　　以雷军的亲身经历为证。2000年，他们在国内最早做B2C网站卓越网，做到弹尽粮绝，2004年不得不以7500万美元出售给亚马逊。2007年7月，雷军以天使投资人身份，支持前卓越网总裁陈年创业做VANCL，还是B2C电子商务。结果9个月完成三轮融资，目前的估值已经远超过1亿美元。不是雷军和陈年多牛，更重要的是B2C电子商务的“大势”已经到了。

　　所以，当我们考察这些纳斯达克和创业板的成功创始人时，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他们身上有什么成功基因，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他们比别人更幸运？

　　丁磊在1993年分配到宁波电信局，在程控机房做数据维护，可以天天用电脑，并且比当时大多数年轻人都要更早掌握Unix和数据库技术，这为他后来帮广州电信做免费电子邮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1994年，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后的张朝阳，第一次在MIT的实验室里接触到了互联网，“事实上，那时是一些校园内部网之间的互联，也不叫互联网，而叫‘信息高速公路’。”张朝阳回忆说。而且，“数字之父”尼葛洛庞帝恰好跟他在同一个学校，1996年他找到了天使投资，并且做了中国第一个商业网站。1993年，王志东开始二次创业，1995年，他在美国出差的时候正好赶上网景上市的前夕，1996年，他的四通利方公司把网站列为战略方向之一。

　　尽管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浪潮直到1998年后才开始真正兴起，但在此之前，张朝阳、王志东、丁磊都已经犯过足够多的错误，做好了足够多的准备，只等待那一个关键点的出现。而雷军当时还忙着布置WPS与微软Office软件的战争，而池宇峰招集了一帮清华高材生研究翻译和语音识别技术。更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成为下一个趋势。

　　在我们分析纳斯达克30和创业板30创始人共同的成功之处时，我们重点提到了两个词：“眼光”和“借势”。

　　所谓“眼光”，就是提前洞察未来。怎么洞察未来？按雷军的看法是“看5年、想3年，更认真做好1、2年”。美国比我们中国领先5年，日韩可能会比我们大陆领先3年左右，看一看别人怎么回事就知道中国会发生什么。方向比速度更重要。

　　而“借势”，就像冲浪高手一样，你要适时站在浪的前面，保持足够的耐心、冷静和体力，并乘机冲上浪巅，而不被大浪所吞没。

　　门户、网游、SP短信和户外媒体，每一波新的产业浪潮都会把一些准备好的中国公司送上纳斯达克。为什么纳斯达克30的创始人会比创业板30的创始人更快实现突破，因为他们更擅于借产业的大势。

　　当然，创业板30的创始人不是没有借势，但他们大多数借的只是客户的势，技术的势，资源的势，人脉关系的势。而这些仅仅只能保证他们成为利基市场的隐形冠军。这也是为什么《创业家》杂志认为70%的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都应该发配到中小板去的原因。

　　如果说，过去成功的关键词是“借势”，那么未来成功的关键词将是“顺势”。

　　2001年，中国电影的年度票房冠军《没完没了》是3000万人民币；2009年至今，《建国大业》的票房是4.2亿元人民币，而且已经有10多部票房过亿的大片。虽然盗版依旧猖獗，娱乐活动更加丰富，但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带来了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。

　　那么，IPO成功融资12亿的华谊兄弟会在里面分到多大的蛋糕呢？同样的问题，可以抛给正处于新一轮医疗市场改革前夜的爱尔眼科和乐普医疗。

　　2005年，百度上市时的发行价27美元，市盈率已超过500倍。而今天，李彦宏领导的百度股价已经翻了16倍。

　　现在，当所有创业板的公司股票都处在市盈率100倍以上的高位时，你能看出谁是未来的成长王？

　　王跃林：资本之路

　　依靠专家背景+国企资源+资本意识，王跃林把一家普通的小企业变成了创业板宠儿

　　文 | 《创业家》记者 张凯锋

　　“媒体说我成了亿万富翁，你看我像吗？”王跃林摊开双手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。

　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这个个子不高、有点发福、穿着一件毫不起眼的褐色夹克的45岁男人，走在中国任意一条街上恐怕都不会引人注目。但就在12天之前，他担任董事长的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刚刚登陆创业板，倘若计算纸上财富，王跃林确实可以跻身亿万富豪之列了。

　　“我们的股票要3年后才能卖，而且即使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卖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只是一群被彻底套牢的人，还是得干事。” 他说。

　　王跃林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四川腔，中气十足，让人不由得被他的豪爽所感染。王跃林刚刚开了一整天的会，如果不是因为大雪所阻，他此时应该立刻赶往首都机场，飞去成都，而非在酒店里见我这个不速之客。“做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我还是新兵，还需要学习，比如——是不是要接受你的采访，我其实是吃不准的。”王跃林用带着四川味的普通话说，“我现在最怕的是影响股价，上周我们四川几家上市公司还被证监局狠狠地培训了一次。”

　　但事实上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对我敞开胸怀谈了一个半小时了，从创业的艰辛到未来的计划，从对资本的理解到创业板的非理性，坦率得让人吃惊。

　　资本初体验

　　虽然自称“新兵”，但王跃林并非资本市场的初哥。1999年，深交所开始筹备创业板，时任广州白云粘胶厂常务副厂长的他，力主将这家国有企业改制上市，并且取得了上级领导的支持，但更高层面的领导却并不同意，最终未遂，但显然王对资本并不陌生。

　　事实上，王跃林是通过个人投资才成为成都硅宝的最大股东的。这家以生产有机硅室温胶产品和设备的公司由王有治、郭弟民等创建于1998年10月，他们三人都是化工部成都有机硅研究中心(又称“晨光院”)的旧同事，其中王有治还是王跃林一个宿舍的“兄弟”。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，才有了后来的合作。2005年，王跃林分两次共投入360万元，成为硅宝的最大股东，并担任董事长。他并不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，但此次登陆创业板，却正是王跃林具体负责。

　　“硅宝上市跟我的思想有很大关系。我这个人是很愿意把技术、市场、资本结合在一起的人。我上市的目的，一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更有效的资本平台，二是要通过上市更加规范我们的管理。”王跃林说。

　　和创业板的多数创始人一样，王跃林也是做研发出身，并且拥有多项技术专利，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但他说自己“把市场永远摆在第一位”，这种对商业的重视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。

　　1992年，王跃林离开“晨光院”，去广东南海嘉美精细化工公司工作。老板是一个香港人，当时这个新成立的公司没什么技术人员，王跃林扮演了多面手的角色，除了主要负责的技术开发，还对生产、市场、推广、宣传、客户服务都有很多接触。1995年，王跃林转往广州白云粘胶厂，在此期间，他主持开发了玻璃密封胶、结构密封胶等项目，并成功将其产业化。

　　“我在广东最大的收获是市场经济的理念，我们开发的产品如果不被市场认可，就是空中楼阁，没有任何意义。”王跃林说。

　　2002年，广州白云粘胶厂终于开始改制，作为副厂长，王跃林出资几十万元获得了部分股权，但在他看来，这次改制并不太成功。也许是一种巧合，这一年，王跃林被委任负责开发气相法白炭黑项目，不久这个项目从白云粘胶厂内部孵化出来，成立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，王将自己在白云粘胶厂的股份全部置换到吉必盛，后来吉必盛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，王跃林又与几位合作伙伴掏钱成为吉必盛的最大股东，此时，他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创业。

　　另一个计划

　　到2002年，王跃林做机硅胶科研已有14年。作为技术负责人，王跃林在离开白云粘胶厂的时候签署了保密协议，但并未签更为严格的同业禁止协议，这意味着他可以随时重起炉灶，进入他最为熟悉的领域，但他还是等了3年，才以投资参股的方式回到硅胶行业。

　　作为硅宝的董事长，王跃林平均每月会去成都一两次，除此之外，他的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了吉必盛公司。他的另一个目标是将吉必盛也带上市，事实上，“如果不是一些意外，吉必盛可能比硅宝的发展还要快，上中小板都有可能。”

　　吉必盛的产品是气相法白炭黑，这种纳米新材料主要应用于橡胶、涂料、医药等领域，并且它是以多晶硅的副产品为原料。简单来讲，吉必盛是用光伏产业的副产品作为原料，生产出极具商业价值的新材料，“它可以把多晶硅行业的副产品转化成有价值的产品，变废为宝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循环经济。”王跃林说。

　　但和所有创业者一样，王跃林的创业过程远非一帆风顺。2001年，吉必盛引进乌克兰250吨气相法白炭黑装置，经过3年的调试改装扩容，到2004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即将进入规模生产时，其工厂所在的江西当地政府引进一家跨国化工公司，这家公司要求当地不得有同类企业，吉必盛江西公司被强行关闭。

　　2005年，吉必盛吉林工厂建成不久，遭遇“11. 3大爆炸”，爆炸点就在其工厂正对面200米处，厂房被毁，加上松花江污染，整个工厂停产半年多。这两次打击对吉必盛来说，几乎都是致命的，“整个2006年，公司只有几十万利润，和2001年的时候差不多。”

　　“我这辈子走的艰辛实在是太多了，该遇到的问题全遇上，不该遇到的也遇上。我很无辜，但碰上这种事情能怎么办？完全没辙。”王跃林说，“你处在这个社会，要学会接受，我心态好，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

　　从时间上看，投资硅宝正是在吉必盛最困难的时候，“做了那么多年的胶，没有情结是不可能的，不过那时谁会想到硅宝会这么快上市？”而经过了最困难的2006年，吉必盛也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，“现在吉必盛的发展速度和硅宝前两年差不多。” 王跃林很自豪。

　　作为两家高成长公司的董事长，无论是在业务还是在资本上，未来王跃林显然还有很大的腾挪空间。从产业链上看，吉必盛在成都硅宝的上游，其产品可以作为后者的原料，但现在两家公司并无关联交易。

　　“将来有可能会合作，完全避免关联交易也没有必要，只要是在合理公正的前提下就行了。”王跃林说，“我们肯定也会做并购，整合的机会还是有，我的目标是做到行业的绝对龙头。”